在我还没有从“搞学术”堕落成“混学院”前,作为半吊子的文艺\学术女青年,我的梦想是找到一个学术男,我们不分饭堂与厅堂地谈论着托马斯曼和亚里士多德,他写着诗我掸着烟,用微熏的心情回忆文坛与学术界的掌故,夕阳盈窗时,相对无言,一笑莫逆——可是,这他妈都是什么啊?结结实实经历了生活后,我才发现,大多数人选择的生活是真正值得过的,哪那么多“为往圣继绝学”与“诗意美感”的学术生涯,而如果早点读乔治?艾略特的《米尔德马契》,又何至于那么兜兜转转,一路走一路碰壁,只得用“该走的弯路一步也不会少”来自我安慰。 《米尔德马契》讲了什么呢?批评家乔治?斯坦纳太苛刻了些,在他看来,我们不能以理解《米尔德马契》或者《巴马修道院》这样的方式去解读《卡拉马作父兄弟》或者《安娜?卡列尼娜》,因为后者是“精神小说和精神诗歌”,核心目的是“别尔嘉耶夫所说的‘对人类救赎的追求’。”但就能如此轻易否定《米尔德马契》的某种追求么?老托与老陀谈论着人类精神救赎时,艾略特在谈论什么?她在谈日常生活的救赎,这种日常生活的核心被放置在两性关系恒久的冲突与妥协中。艾略特的思索绝不至于沦为小镇妇女的家常话,在一封给斯宾塞的求爱信中,她表白过自己的心迹:“我值得你给与的温柔与尊敬,不论那些粗野男人或心灵庸俗的女人如何想我。”以男人般的心灵与思考强力(她的友人呼其“strong-minded woman”),艾略特使婚恋嫁娶这样的日常性主题超越了“粗野男人或心灵庸俗的女人”的理解力,她甚至以自身传奇的经历去践行与探索两性关系深度。 她的作品中时常出现处于社会规约的合法两性关系边缘的危机女性——《亚当比德》中的赫蒂、《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玛姬、《米尔德马契》中的罗莎蒙德——以这样极端化的表现手法,艾略特一再追问着:最糟糕的男女关系如何呈现,社会公意又会对如此处境中的妇女展现出多大恶意。在与友人谈论《弗洛斯河上的磨坊》情节的一封信中,她的口气显得很苦涩:“我们永远通过结果来评价事物,永远不知道是怎样的过程导向了结果。”被诱惑,被抛弃,被社会道德意见围攻,女人最后的下场省略了一切前因,这下场是“无”的汗漫,艾略特则像日常生活侦探一般,追根溯源得到“有”的实证。 因而,《米尔德马契》到底讲了什么呢?日常生活中男女的热情与幻灭,婚姻的盲目与幻想,情感的错综与迷途——一切,都可以用艾略特小说《费利克斯?霍尔特》(Felix Holt)中叙事者的那句话概括:“没有不被广阔的公共生活所决定的私人生活。”看似个人化的事件宛如一块显微镜,透视出红尘中万千世人的选择与茫然。《米尔德马契》的叙事主线兵分两路,一则铺陈着布鲁克小姐与卡苏朋的婚姻悲剧,一则导向利德盖特与罗莎蒙德的爱情悲剧,颇有《安娜?卡列尼娜》双线叙事的色彩。这两个婚姻悲剧又极具典型性,分别囊括了文艺女布鲁克小姐与学术男利德盖特的苦情戏,这种经历一经艾略特略带幽默、充满智慧的笔触渲染,使观者感到格外透彻与练达。 文艺女青年布鲁克小姐多萝西娅有一定学术热情。对神学、政治经济学与农业都兴趣浓厚。这样的文艺女青年怎么会对诸如詹姆士爵士之辈感兴趣呢,无非言语乏味面目可憎,而那位“用讨论学术问题的方式讲话,当然,每逢他谈到一句希腊文或拉丁文,总要用英语解释一遍”的老头子卡苏朋先生则成了多萝西娅心目中“亲切的天使长”,智力与学识上的巨大差异使文艺姑娘目眩神迷拜倒在身子已入土半截的牧师身边,就像多萝西娅一样,文艺女青年都爱说:“我希望嫁的丈夫,是在见解和一切知识上都超过我的人。”多萝西娅“虽千万人吾往矣”地嫁给了有脚书橱卡苏朋,后者一直在写一部没完没了因而永远不敢示人的《世界神话索引大全》。像米尔顿的女儿为眼盲的父亲读书那样,多萝西娅开始了伴读生涯,没有音乐,没有园艺,没有孩子,只有无尽的希腊文希伯来文拉丁文古典学哲学,丈夫所掌握的“男性知识领域”是通往真理的高台,她则努力攀登高台。 1/2 1 2 下一页 尾页 |